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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29节（第3页）

《大学》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不过千余字，但却是儒家的提纲挈领之卷，提出了“格物，致知，诚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”八条目。

在华夏古国，二程首先看重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，将其与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在一起并称为“小经”，后朱熹首次单独将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提取出来注疏，与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并称四书。

在圣元大陆，方运之前未有人单独提取《大学》单独作注。

有了之前的经验，方运并没有立刻将《大学新注》写完，而是留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，最后的句读不点下去，整本书就不算完成。

第六天，方运开始作《中庸新注》。

《中庸》的字数也不多，只有三千余，如果说《大学》重修身，那《中庸》则更重养性。

第七天开始，方运作《孟子新注》。

四书之中，《大学》千余字，《中庸》三千余字，《论语》一万三千余字，而《孟子》则有三万四千余字。

和《论语》相比，《孟子》中的思想更纷杂，也更加激进。

孟子是幸运的，因为在他那个时代，儒家的力量远远大于孔子所处的时代，他得到的待遇也远远好于当年的孔子。

孟子也是不幸的，战国时期远比春秋时期纷乱，除了儒家，还有各家力量趁势而起。

《论语》之中，主要是孔子与弟子交流之言，虽与王公交谈，诸如鲁哀公、鲁定公、齐景公、卫灵公等等，但内容也并不多，所占篇幅也有限。

《孟子》之中，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诸王诸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，如鲁平公、齐宣王、滕文公等，《孟子》开篇第一句就是“孟子见梁惠王”，书中甚至多有当面批评和顶撞诸侯之言，这在《论语》中是少见的。

这虽然说明当时儒家更受诸侯尊重，说明孔子与孟子性格不同，但也说明一件事，孟子对宣扬自身政治主张的欲望更加强烈，直到屡次失败后才放弃，开始专心教书育人。

孔子曾经从小官吏一步一步走上鲁国要职，所以他虽然讲仁义，也谈政事，但非常节制，在诸侯面前把自己当臣子，周游列国更是在传播自己思想。

但孟子不同，他并没有像孔子一样有丰富的从政履历，虽然谈政事，但在君主面前把自己当老师，他也周游列国，但他更像是要当帝师来推销自己的思想。

一个传播，一个推销，自然有所不同。

在写《孟子新注》时，方运的态度和写《论语新注》不同。

在写《论语新注》的时候，方运几乎是倾其所有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

但在写《孟子新注》的到时候，尤其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内容，方运则有所保留。

凡是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，方运大加称赞，尤其在民本等思想上，方运的意译引申往往都长篇累牍，着墨之重远胜其余三书。但凡是涉及具体的为政之法，方运大都一笔带过，不会肯定，但也不会否定，甚至连两头大妖王都看出来方运在故意避开。

鼠汰王曾经问过缘由，方运则微笑作答。

“为政之事，孟圣言之有理，行之不明，不如杂家远矣。”

鼠汰王与狼渊王轻轻点头，杂家起源是吕不韦，论政治手段，十个孟子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吕不韦。

但是，鼠汰王敏锐地发现，“言之有理，行之不明”，用难听的话说便是孟子的想法是对的，但却很难施行，或者说，孟子没能为他的思想找到正确的、行之有效的道路，再严重一点，可以说方运在批判孟子说的那些为政之道是错的。

《论语新注》与《孟子新注》的写法差异极大，鼠汰王与狼渊王交流许久后毫无结果，要是请教方运原因。

“出葬圣谷后，便见分晓。”方运道。

两妖十分失望，但也对未来充满期待。

鼠汰王又问：“不知先生为何单单把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中提取出来，如此郑重对待，实乃前所未有。”

方运道：“《礼记》纷杂，妍媸并存，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如泥沙藏金，又分别为曾子与子思子之作，与孟圣同为亚圣，不可明珠蒙尘。”

“那如此一来，学生是学《大学中庸》，还是学《礼》？”鼠汰王诚心询问。

“进士以下，当学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进士以上，可在五经中择一而专。”方运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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